刍议我国选举组织的改革与完善

郑超峰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8 ）

摘要：作为主持选举的选举组织机构的公正与独立是选举公平公正开展、公民选举权得以保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目前我国法律对于选举组织方面的规定十分简单，实践中已暴露出我国选举组织机构存在着种种消极问题，亟待进一步规范。对于选举组织的改革与完善应在当前政治体制下，从现实出发，在各级人大常委下设立具有较高独立性的常设选举组织机构。通过选举组织的改革，推进我国选举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选举 选举组织 改革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而选举的公正、客观及其民主性是否能够充分得以体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选举制度的设计，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选举由谁组织和怎样来组织选举。我国现行的《选举法》对选举组织的规定十分简单，没有对选举机构和选举原则、程序作专门规定，法律过于模糊和原则的规定难以有效地规范选举机构权力的行使，这为选举中的暗箱操作、腐败和滥用职权留下了空间。本文拟就我国选举组织所存在的问题作浅略分析，并在借鉴西方国家选举机构方面规定基础上，提出改革和完善我国选举组织的路径与方案。

一、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规定：
我国目前对于选举组织的规定，主要集中在《选举法》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一）选举组织的组成：在直接选举中，在县乡两级设立的选举委员会是组织办理本级人大代表选举事宜的临时机构，其组成人员由本区域内有关人员组成，由县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在实际操作中，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党委、人大和政府的有关负责人，特别是党委中的组织、宣传、统战，政府中的民政、财政部门，还有工会、妇联、共青团等部门的负责人。据有关调查显示，乡镇一级的选举委员会绝大多数由乡、镇党委书记担任、个别由副书记担任，委员一般四至六人，大多由党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武装部长、妇联主任、团委书记、人大秘书担任。

（二）选举组织的职能：
在县级以上的选举组织，也即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大代表的选举。这里的主持，主要是确定选举时间、分配代表名额、提出选举工作要求、审查代表资格等。具体主持提名、酝酿、确定代表候选人以及投票、计票等工作，则由作为选举单位的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负责。同时，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会还承担着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所谓指导，实践中实际上也是领导。
对于县、乡的选举委员会，根据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选举委员会具有以下职权：（1）主持本级人大代表的选举；（2）进行选民登记，并做出决定；（3）划分选举本级人大代表的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4）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5）规定选举日期；（6）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除了法定选举组织机构外，实际中，我国还存在着一套党内的选举机构，这是党为实现对选举工作的领导而设立的选举机构。各级人大换届选举时，同级党委都相应设立选举领导机构。党内的选举领导机构，主要负责人事安排和选举工作的宣传、部署、协调等工作。这一实存内部机构是由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体现了党对选举工作的领导 。

二、 我国选举组织存在的问题：
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选举组织机构在我国选举中起到很好的动员和组织作用，但是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 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稳定性和专业性方面：
在间接选举中，人大常委会主持选举工作，应该说稳定性没有太大问题，当然它有任期的限制，一届人大常委会也就主持一次选举工作。问题更多的是出在直接选举中的选举委员会上，该组织是一个临时机构，只是在筹备选举时成立，选举一结束即告解散。没有专门固定的工作人员。这就产生了几个问题：
一是由于选举委员会的人员不固定，只是为了选举的需要，临时从其他机构抽调人员组成，同时也没有对进入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资格条进行限制。可以说大多数选举工作人员是缺乏选举工作经验和专业有素的培训的，因此这些工作人员能否胜任选举这项涉及面广、事情庞杂、繁琐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其中还涉及到对选举中产生的纠纷的裁决处理等法律专业性问题，例如对选举资格确认、选举的有效性和正当性认定等等。由这些人员所组成的选举机构很难保证其运作效率及其过程的合法有序。二是由于选举委员会是一个临时机构，那么对于选举中出现的一些失范甚至违法的行为，特别是其中一些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调查取证的问题，由于选委会在选举结束后即告解散，对此类问题缺乏专门机构负责处理，有的问题因而不了了之。三是由于选委会的缺乏稳定性，对于一些选举资料、档案甚至都难以很好保存。

（二） 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公正性与独立性问题
选举组织是组织和主持选举的机构，必须具有其高度的中立性和独立性，以确保其权威性和公正性。但是在我国，目前形成了各级人大常委会主持选举的格局，这也就是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再由人民代表自己负责人民代表的选举事宜；立法机关既制定选举法，又具体执行其制定的法律。这在逻辑上是有些不同通顺的,有学者认为这违反了二律背反规律 。而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议会也大多是不管理自身的选举的，因为议会的功能质体现在制定和通过法律来规范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他们不能运用行政方式对具体的公共事务在具体程序上进行操作性规范。当然我国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这一点可能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理论。
另外，如前文所述在选举组织的组成方面，我国法律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实践中多由党委、人大和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负责人组成，而这些官员很多就是选举的候选人,而且实践中，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当选的比例相当之高。这种情形，显然不符合独立、公正的要求，明显违反一般性的政府工作原则——“回避原则”。同时也违背“自己不能做自己法官”的法治精神，因为对于选举中产生的纠纷和争议，《选举法》规定必须先由人大常委会或选举委员会在法定期限内进行处理，也就是选举组织还扮演了司法裁判者的角色，而一旦申诉涉及一方是选举组织的成员，那么选举组织无疑是自己处理自己的案子，自己监督自己、纠正自己、自己做自己的法官，这明显是违背自然公正原则的。

（三） 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工作透明度和对其监督问题
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选举组织机构的工作程序和规范，在实践中，不论党内的选举机构还是法律规定的选举机构的工作情况都是不对外公开的，外界无法了解其运作情况，因而更谈不上如何进行监督。
正是由于其不公开的工作状态，为选举中的暗箱操作、腐败和滥用职权甚至违法犯罪留下了滋生的温床。实践中，由于选举组织在组织和指导选举过程中故意曲解法律、规避法律甚至直接违反法律，侵害公民选举权的现象屡有发生 。他们往往打着为了贯彻“组织意图”或假借“组织意图”的旗帜谋取私利，往往对选民或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的行为进行有倾向性的影响，他们一般不采用暴力、威胁、欺骗等非法手段，但其破坏选举的民主性和公正性及结果的真实性可能更为恶劣。
在实践中，选举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选举行为主要包括：（1）接受候选人或助选人的贿赂；（2）变更、涂改、损毁选民名册获选票，或知情不举及未尽力制止；（3）滥用职权、妨碍选民自由投票；（4）窥探选民投票内容，妨碍选民投票；（5）纵容不合格的选民投票，知情不举或不加以制止；（6）在选票上附加任何符号；（7）在计票前或不计票时，私自参入选票，以影响选举结构，或故意错误的计算或记载；（8）非负责的选举工作人员持有保管选票的钥匙等。

三、 它山之石——西方国家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规定
选举是西方国家的一项十分重要政治活动，在这些国家大多由常设的中央选举组织，他们有着相同的性质和功能，只是在称谓和职权上大同小异。
西方国家的选举组织主要有：联邦选举委员会——美国常设的中央选举组织。他的基本职权是住持、领导和办理联邦选举事务。选举管理委员会——日本、韩国等国家设立的专门负责选举事务的常设选举组织。在日本，自1945年起就由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设置，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两者分工不同，中央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是负责参议院“全国选区”议员的选举组织事宜。地方选举管理委员会不仅要负责都道府县等地方议会议员和知事的选举组织事宜，还有负责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地方选区议员的选举组织事宜。韩国也由选举管理委员会，并且是多级制，其职权较之日本的选举管理委员会更大些。选区委员会——德国常设的中央选举组织，其职责是专门负责全国的选区划分事宜，但不涉及其他选举事宜。

四、对我国选举组织的改革与完善的制度设计
对于我国选举组织如何改革和完善，有学者提出要设立全国性的高度独立的选举组织系统，即在中央设立全国选举委员会，在地方各级设立相应的组织，实行垂直管理，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以保证选举的公正性与专业性。也有学者提出应该回归1979年《选举法》制定以前的规定，即县级以下的选举由行政机关——民政部门负责。
针对我国选举组织现存问题，参考世界主要国家的做法，笔者认为：当前要改革与完善我国的选举组织，首先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在现行政治体制的框架内下，做到尽量与相关的法律衔接而进行，把阻力降在最低限度。在我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毋庸置疑选举组织机构当然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另外，假设是由一个高度独立的机构来组织人大代表的选举，在目前情况下是走不通的。由于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是实行间接选举，由下一级的人代会选出上一级的人大代表，因此如果由一个第三方来组织人代会的选举显然是不可行的，可以想象人大难以忍受第三方对其干涉。而且人大在全国各地已经有现成的组织网络和资源，而重新设立一个组织，无疑将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是不经济的、不可行的。
现在可行的方案是在各级人大常委会下设立常设的选举组织工作机构，这一机构应该是有别于人大下面的专门委员会以及人大常委会下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而应是具有较高独立性和权威性。可以这样进行制度设计：首先，该机构的负责人，一般由人大常委员会主任或同级党委书记担任，或者是已退休的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担任；其次，在人员组成上，为了体现广泛的代表性和参与性，可按一定的比例分配名额给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其三，规定选举机构中成员若成为候选人则必须回避，退出选举机构；其四，选举组织机构的任期应相对较长，同时规定非有法定事由选举工作人员不受撤职、罢免。该组织受本级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选举组织机构的双重领导。同时，还应规定该机构的运作原则和规范。并且实行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接受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另外，对于选举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违规违法情形，规定相应具体而明确的制裁措施。
当然从长远上看，设立全国性的选举组织系统是确保选举的公正性与客观性的根本措施，但这有待于我国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特别是扩大直接选举，直至实行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选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党所确定的目标，由独立的选举机构来主持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既可以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机会，又可以保证选举的公正性与客观性，从而确保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这与我们的政治目标是相一致的。我们期待通过选举组织的改革推动我国选举制度的改革，进而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


参考文献：
1、 蔡定剑.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9
2、 焦洪昌：选举权的法律保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
在现代司法证明活动中，物证因其客观性和稳定性而被誉为“证据之王”，并被赋予较高的证明力。司法实务中，“物证为王”已经成为质证和认证环节的金科玉律。然而，与人证不同，物证具有特殊性，它本身并不会“说话”，随意散落或被刻意隐藏在现场角落的物证，更不会自己走上法庭。

某一物证能否成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往往取决于两个关键性的程序环节:一是物证是否被正确地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物证在提取、固定、保管、送检环节出现问题，往往导致物证来源不明或者被“污染”。无论是来源不明的物证，还是“被污染”的物证，本质上都是“失真”的证据，不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最终将丧失证据能力或证明力。二是物证中所蕴含的案件信息能否被正确的“解读”，即物证的鉴定方法和鉴定程序是否科学、合法。不科学的鉴定方法或不合法的鉴定程序，都将极大地折损物证的证明价值。这其中，第一个环节又是重中之重，因为，鉴定不过是对物证所蕴含的案件信息的一种“解读”，若物证本身来源不明或者已经被污染，那么，即便后续的鉴定程序再科学、合法，据此作出的鉴定意见仍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毫无证明价值。

在中外司法实务中，因为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或送检环节出现问题，最终导致物证丧失证明力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在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中，被告人辛普森最终得以脱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辩方的法庭科学专家指出警方人员在提取和保管那些现场滴落的血痕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疏漏(如将本应用来包装干血痕样本的纸袋用于包装那些新鲜血痕，极易使血痕受到污染)，以致该物证的证明力被严重削弱。再如，我国前段时间引人注目的“王朝案”，该案本为一起普通的入户抢劫案，之所以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提审、再审，耗时五年反复审理，并引发媒体和舆论的广泛质疑，主要原因就在于该案的关键性物证——提取有被告人指纹的红酒瓶来源不明，以致人们对该物证(指纹)的客观性、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进而动摇了整个案件的定案基础。

实践中，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因为缺乏相关证明或记录而出现来源不明的情况，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实务中一个比较常见和突出的问题。无论是在公诉环节还是审判环节，经常会遇到侦查机关移送的在卷物证因为缺乏相关证明或记录而来源不明，以致关键物证产生瑕疵，无法形成定案所需的证据锁链。根据2010年颁布实施的《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9条的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司法实务中，一些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往往据此而形成了一套“迂回突袭”的辩护策略，即不直接攻击控方物证本身的证明力，而是围绕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瑕疵做文章。因为，一旦证明侦控方在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存在问题，则控方精心构筑的物证防线将不攻自破。

笔者认为，上述实务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传统证据学对物证概念的狭义定义。在我国传统证据学理论体系中，往往在狭义上将“物证”定义为“以其外部特征、存在场所和物质属性证明案件事实的实物和痕迹”。站在静态的学理层面而言，这一定义并无任何不当之处。然而，若从动态的、实务的角度而言，这一定义却因为过于关注实物或痕迹本身，忽略了实物和痕迹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重要性，而容易在司法实务中形成一种错误导向:负责取证的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往往只重视对实物和痕迹的收集，而忽略了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规范性，结果导致物证因为来源不明或被污染而产生瑕疵，证明价值严重受损。

基于此，笔者在此尝试提出“大物证”的概念。所谓“大物证”，就是将物证理解为一个“证据群”，而不单单是实物或痕迹。“大物证”的概念，强调将物证理解为是一个由多个法定证据种类组合而成的大证据单位。除了用作证据的实物或痕迹本身外，记录其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证明性文件，如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本身是为证明实物或痕迹的客观性、真实性而设。因此，事实上亦构成了物证概念的一部分，在实务运作(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中应当将其与实物或痕迹视作一个整体单元或单位看待。

客观地说，“大物证”概念的提出，并非学理上的独创，而是有着实在法(刑事诉讼法)上的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之所以将“勘验、检查笔录”以及“搜查、扣押笔录”等列为一项法定证据种类，其目的正是为确保物证来源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因为，无论是勘验、检查笔录还是搜查、扣押笔录等，本身在证据学上并没有独立的证明价值，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将其单列为一项法定证据种类，一方面旨在昭示立法者对物证来源真实性、客观性和合法性问题的重视，为此，立法者不惜将记录和反映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过程的勘验、检查笔录、搜查、扣押笔录等单列为一种法定证据种类，以此确证物证来源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立法者将勘验、检查笔录、搜查、扣押笔录等单列为一种法定证据种类，也是在提示司法实务部门，不仅应当重视对物证的收集，亦应当重视对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过程的记录和证明，因为两者事实上是一体的、不可分割且缺一不可。这一立法理念与“大物证”概念的宗旨和主张无疑是完全契合的。

之所以提出“大物证”的概念，根本目的是希望在司法实务中提倡并形成一种指导调查、收集、审查、判断证据的新观念:

其一，对于取证环节而言，“大物证”的概念和观念，要求侦查机关在侦查作业时，以“大物证”为单位或单元进行取证。不仅应当重视对实物和痕迹的收集、提取，更应当注意对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记录，准确、及时、合法地制作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形成以物证为中心的“证据群”。

其二，对于举证环节而言，“大物证”的概念和观念，要求公诉部门在举证和示证时，以“大物证”为单位或单元进行作业。为此，公诉方不仅应当出示作为证据的实物、痕迹本身，而且应当出示物证的勘验、检查笔录、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以证明物证来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在辩护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公诉方还应当出示物证的保管和送检手续，以证明物证在保管和送检流程中的规范性，以确证物证未被污染。

其三，对于质证和认证环节而言，“大物证”的概念和观念，要求办案部门在审查、判断证据时，以“大物证”为单位或单元进行作业，将“大物证”作为一个“证据群”从整体上展开审查、判断。为此，办案部门不仅应当注意对实物和痕迹(包括鉴定意见)的审查，更应当重视对物证来源和保管、送检环节的审查，只有来源明确，保管、送检手续规范的物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来源不明或者保管、送检环节不规范的物证，应当要求侦查机关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无法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作者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