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

王占洲


摘要：“社会危险性”是指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其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关键词：社会危险性 　预测 可能性
　　　　　　　　　　　　　　　　　　　　　　　　　　　　　　　　　　　　　　　　
在刑事诉讼中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下（这也是最多出现取保候审权利争议的情况，即羁押与取保候审权利之间的冲突），适用取保候审的最基本的条件是“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同时这也是适用逮捕的基本条件，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由此可经看出“社会危险性”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及其刑事诉讼理论界均没有明确界定“社会危险性”的含义，没有确定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客观标准，也没有为“社会危险性”设置专门的证明机制，以致于司法实践中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者其程度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司法工作人员个人的感觉，而不是依据科学化的制度化的证明，这已经不是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它是司法上的不严谨，它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机会。也许，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被限制还是被剥夺的问题，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就如许多司法工作人员所想“反正最终都要判刑的，取保候审或逮捕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这些在法律上尚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来说，如同其他公民一样，他们的权利同样也是构建我们这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基石，因而他们至少有权利要求在被确定为有罪之前不因他人的随意猜测或感觉就被剥夺人身自由罢，他们至少应当有知道什么是社会危险性，自己是怎样被证明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权利罢？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去研究超期羁押、取保候审与逮捕的冲突等问题，多年来一直未能有效解决，也许问题之一就出在对“社会危险性”的认识上罢？的确，基础性的条件尚未明确又怎能保证依此而做出的判断的准确性呢？以下笔者对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作一分析，权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社会危险性的含义
在《现代汉语辞典》中，“社会”是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一种群体，或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或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危险”是指“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性即“性质”是指事物所包含的内在因素。仅仅从字面看，“社会危险性”即指“共同生活或工作的一种群体，或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的内在因素或者可能性”[1]。但对于刑事诉讼而言，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应当没有这么宽泛的含义，立足于刑事诉讼这一特定的环境，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危险性”这一概念存在于强制措施中，它是在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可以合法的长期的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在法律上还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的人身自由的两个重要依据之一，另一个是犯罪的嫌疑——已发生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强制措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但这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这同刑事诉讼本身的目的也是一致的，为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法律对其所涉嫌犯罪的或被指控犯罪的行为进行的法律评价，同时使其不能逃避法律对其行为的不利评价和相应的处罚，也就是说强制措施的功能不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而是使行为接受法律评价的保障，况且，从法律上讲，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通过刑事判决确认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需要对其处以刑罚，在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作为刑事处罚依据的犯罪行为还没有在法律上被确认。基于此，笔者认为作为强制措施适用依据的“社会危险性”应是从已发生行为中反映出来的与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紧密相关的一种可能性，因而我们将“社会危险性”界定为“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时，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进而也可以作为对其适用的强制措施可能出现的结果所作的一种风险评估[2]。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
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没有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具有的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在有些论著中也将这种可能性称之为“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种称谓不准确，它可能是受了刑法中缓刑制度和假释制度的影响，适用缓刑和假释的关键条件是“不至于再危害社会的”，而“再犯新罪”是撤销缓刑或假释的法定条件，是确认“再危害社会”的重要依据之一，受此影响，有学者便将“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界定为“社会危险性”的表现之一。这种认识是有问题的，它忽略了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这一原则下，对于那些原来就已经受到过刑事处罚又再次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本次追诉中将“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作为“社会危险性”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对于那些从未受到过刑事处罚或初次受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在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做出有罪判决之前，在法律上他们并不存在“再犯罪”或“继续犯罪”的前提，因为犯罪嫌疑绝不能等同于犯罪，这是关乎刑事诉讼理念的问题，作为一个司法工作人员如果在思想上将这两者等同起来，于他们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犯罪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又能有什么刑事诉讼权利可言呢？因而，这里我们所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应当包括：第一、已经受到过刑事处罚又再次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或“继续犯罪”以及实施其他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第二、未受到过刑事处罚或初次受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或其他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应当是指不涉及刑事诉讼的危害行为，因为涉及刑事诉讼的危害行为有其自身特点，对刑事诉讼的进程有着不同的影响，因而在程度上也有着不同要求。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要的诉讼义务包括：第一、依法接受侦查机关对其所涉犯罪事实进行的合法的侦查；第二、依法到庭参加人民法院对其所被指控的犯罪案件的审理；第三、依法接受人民法院对其做出的生效判决的执行，确保具体刑罚的执行。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逃亡、躲避或与之相适应的方式拒不参与刑事诉讼程序或拒不接受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决定的刑罚的执行。在这里要注意两种问题：第一、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不仅仅是逃亡、躲避，还包括一些特殊情况，例如：虽然不能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目的，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将在审理或刑罚执行之前使用药物或其他方式使自身处于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状态的，也应视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第二、不能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来认定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因为依据现代刑事诉讼法理论及其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无自证其罪的义务。如果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而认为有使调查或审理工作难以进行之可能性时，不能据此即自动地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消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而是应当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使用特定之证据来排除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缄默或反驳给侦查或审理造成的困难。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可能性。
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阻碍侦查机关取证、妨碍证人作证或者实施其它阻挠刑事诉讼进程的积极的行为以使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表现为：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为目的伪造、变造、隐匿或者毁灭各种涉案证据；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或企图以不正当之手段影响侦查人员、公诉人员或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公正处理；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或企图以不正当之手段影响证人、翻译人、鉴定人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鉴定的真实性以及同案共犯向司法机关所作供述的真实性；第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或企图通过唆使、指使他人实施上述行为以使侦查或审理不能正常进行。在这里要注意，在特定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同犯罪行为会发生重合，的确，上述我们所指的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只要达到法定的严重程度，它就是犯罪行为。因而，为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区别开来，这里的积极不履行刑事诉讼义务的行为应是实施上述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况。
二、社会危险性的特征
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应当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1、可证明性，这应当是“社会危险性”最为重要的特征，它是“社会危险性”能够成为确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适用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条件（或许在这里将之称为证据更为客观）的必要前提。尽管就社会危险性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但它决不能是漫无边际的臆想和虚无缥缈的猜测，它同样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它不同于物或已发生事实的存在，它反映了一种实际存在的原因与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它也不同于刑法中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的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它虽然客观存在但却并未已经实际发生，它反映了实际存在的原因与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将转化为现实的不能合理排除的可能性。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尚未转化为现实的因果关系还是不能合理排除的可能性，只要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它们都应当是可以证明的。从立法学上讲，“社会危险性”的这种可证明性也是必须的，因为如果司法机关据以剥夺在法律上仍处于尚未确定有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根据是一个完全无法证明的随意的猜测，那么它肯定是违宪的。在《宪法》第33条和第37条的规定中确认了对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具体在刑事诉讼中，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主要体现为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这是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即使这时的公民已经是特定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羁押只能由有资格的官员或被授权的人在一个司法机关或有权机关授权或在其有效控制下进行。当然，宪法只是规定原则，具体要通过相关部门法来实现。宪法不可以代替一般立法，宪法的规定要由其他法律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或者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也必须通过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我们认为这种对宪法内容的具体化明确化应当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宪法权利在部门法立法上的实现，这是通过部门法实现宪法权利的第一层面的含义，即在制定部门法时明确具体的规定该项宪法权利的内容。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平等保护或者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不受任意和非法的逮捕与羁押的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二、宪法权利在部门法司法上的实现，这是通过部门法实现宪法权利的第二层面的含义，即部门法在实施时应当拥有保证该项权利实现的必要的保障机制。 因为，尽管法律规定本身是公正的，表面上也反映了对公民的平等保护，但是如果在法律实施时，如果存在公权部门可以带着恶意的眼光并以不平等的方式执行和应用它们且不受任何制约的可能性，那么一旦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时，也就意味着对平等公正的否定，而对平等的公正的否定也是为宪法所禁止的。我们在考察一项法律规定是否符合宪法的要求时，不仅要考察该法律规定本身，还应当从宪法角度对其作更深层次的评价，即该项法律的执行是否符合宪法的标准。基于此我们认为“社会危险性”的这种可证明性是必须的，如果司法机关据以剥夺在法律上仍处于无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根据——“社会危险性”可以是一个完全无法证明的随意的猜测，那么该项法律的执行当然不符合宪法的标准，因而它肯定是违宪的。
2、复杂性，即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原因的复杂性，因为它可能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上对涉嫌罪名性质的认识、对相关证据的理解、对其的预期处罚认知状态的影响，也可能会受到客观上刑事诉讼所涉及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合理的排除危险性的手段的影响。对于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社会危险性”的复杂性也许是他们最不愿意接受的一个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宁可相信“犯罪嫌疑=社会危险性”这一简单的等式。理论上，在犯罪嫌疑同社会危险性之间的确存在着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一般来说，犯罪嫌疑自身也只是待证明的可能性，只有在人民法院依法做出有罪判决后这种可能性才能被确定为法律事实，因而在犯罪嫌疑和社会危险性这两个待证明的可能性之间不可能存在唯一的必然的联系，犯罪嫌疑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等同于社会危险性；而且从逻辑上讲，在“犯罪嫌疑=社会危险性”正确的前提下，只能推出“社会危险性”的规定无意义的结论。这显然不符合立法原义。
3、可变性，“社会危险性”存在于刑事诉讼中，而刑事诉讼程序是司法机关揭示和剖析已发生行为的内容并对其做出法律评价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危险状态或对刑事诉讼的妨碍程度，实际上也就是依附于这一过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诉讼进程的认知状态，以及在这种认知状态支配下的行为发展的方向或模式。很明显它是一个可变因素，因为它可能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条件（包括生理和心理条件）、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刑事诉讼的进程中，这些因素并不是固定的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因而它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可能表现为不同的状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是客观存在的，是可感知的和可测试的，并可以根据具体的标准去判断这种变化是否发生，以及变化到何种程度。
4、相对确定性，这是基于“社会危险性”自身的特点所表现出的推定性的特征。就社会危险性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进行的风险评估，而且还是一种可能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可变因素，因而我们不应要求这种风险评估能够得出绝对确定的结论，它应当是一种相对确定的结论。但这种相对确定性绝不是相对的随意性，它应当是建立在充分证据和科学论证基础上的、能够合理排除对立观点的相对确定性。“社会危险性”这一特征也正是我们试图为其建立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论证体系的主要原因。
三、“社会危险性”与其它相近概念的区别
在大多数涉及到强制措施的论著及教材中都没有对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这一概念做出界定，这使得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将“社会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发生混淆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准确性。因而我们要特别注意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社会危险性”同刑事实体中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是完全不能等同的概念。
1、“社会危险性”不同于“社会危害性”。
（1）“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是不同层面的概念。“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实体法概念，任何一个犯罪行为都不可避免的要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是社会危害性的根据，它所反映的是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无论由谁实施，社会危害性同犯罪行为本身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它应当是对已发生事实的社会评价；而“社会危险性”则是一个程序法概念，同社会危害性不一样，社会危险性反映的不是客观存在，它所反映的是尚未发生的可能，包括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可能、妨碍刑事诉讼程正常进行的可能，就社会危险性本身而言它应当是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
（2）“社会危害性”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不同，致使它们之间不具有一致性。社会危害性的载体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稳定性导致社会危害性的内容也是不可变的，而社会危险性的载体是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的可变性导致社会危险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稳定的，因而不能用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来推证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例如：甲实施了故意杀人罪，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非常大的，但行为人甲的社会危险性却不一定大，假设甲在逃离现场时跌断了双腿，因其自身条件的变化，甲已基本丧失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可能、妨碍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可能，其社会危险性非常小或者基本没有。
2、“社会危险性”也不同于“人身危险性”。
有学者（赵永红）从存在论和价值论相结合的角度给人身危险性作如下界定：“人身危险性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的人格为基础的，是行为人犯罪倾向性的人格事实与否定规范评价的统一。易言之，人身危险性是由行为人特定人格决定的犯罪可能性或再犯可能性，是特定人格事实和规范评价的统一”。他将这种意义上的人身危险性称之为广义上的人身危险性，包括二种情况：一是指无犯罪前科的人的犯罪可能性，亦可称之为初犯可能性；另一是指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亦可称之为再犯可能性或狭义上的人身危险性[3]。表面上看，“社会危险性”同“人身危险性”的内容比较相似，两者都反映了对一种尚未发生的危害的可能性预测或评估，但两者存在的领域及其发挥作用的对象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一方面，对于社会危险性来说，其侧重于从刑事程序的角度来研究的对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为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提供依据，或者说正是由于社会危险性的存在赋予了司法机关剥夺那些在法律上还处于尚未确定有罪状态的人的人身自由以合法性；而人身危险性则是力图从刑事实体的角度解决刑事责任的问题，广义上的人身危险性侧重从犯罪学的角度研究人的犯罪可能性，为预防犯罪以及刑事立法提供指导；狭义上的人身危险性侧重从刑罚学的角度研究，为量刑提供指导；初犯可能性意义上的人身危险性则在犯罪论部分有所体现，表现为立法上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构成选择要件加以规定[4]。另一方面，“人身危险性”强调的是行为人犯罪（包括初犯和再犯）的可能性，而在“社会危险性”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的可能性仅仅只是一个部分，其更强调的是妨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再犯罪的问题。
四、“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
根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我国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可界定为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应予认定的案件事实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主张不能成立的风险。其中，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又称举证责任[5]。当然，一般来说这里的证明责任是主要是针对刑事案件中作为判决依据的实体事实所需做出的证明，但是从法理上也不能排除证明责任理论可以运用于对程序问题的判断，理由有：
首先，“社会危险性”具有证明的必要性，因为司法机关针对程序所做出的决定同样会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况下“社会危险性”的存在与否是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依据，由此所产生的决定会对那些在法律上尚属无罪状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造成直接的影响，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司法机关据以做出程序决定的这种关键依据同人民法院做出实体判决的依据在本质上都属于司法机关之所以能够合法地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主要原因。的确，不加证明地确定“社会危险性”的存在和不加证明地确定犯罪行为的存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它们不仅仅使刑事诉讼显得如同儿戏，而且还会使不加证明即做出该种确定的司法工作人员直接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因为一旦这种“不加证明的确定”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就有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特别是当那些遭受了重大损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最终被确定为无罪时，这种风险更大。
其次，“社会危险性”具有证明的可行性，在“社会危险性”的特征中我们已经论述了“社会危险性”的可证明性是其重要特征之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可证明性并不仅仅是其自身从内部而言所具备的某种内在因素，或者是对某一概念的特点的简单归纳，它是可以纳入到逻辑推理中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对其进行论证，其原理同我们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已发生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原理是基本相同的，都属于逻辑推理中的演绎推理，唯一的区别只是证明的方向正好相反。有些人也许对此不理解，但既然我们都认可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已发生行为的性质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是可行的，又能有什么理由否认可以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对尚未发生的行为进行证明呢？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原子武器的复杂程度要远高于“社会危险性”，而在原子武器制造出来之前科学家很早就已经证明了它的发生，这是可以运用已经确认的依据证明尚未发生的行为的最有力的证据。事实上，从科学的角度看，对尚未发生的事实并不存在能不能证明的问题，而只有是否尽力去研究出能够证明其存在规律的论证机制的问题，它不客观存在的问题，而是方法论的问题。
据此，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时同样存在证明责任的问题，根据在刑事诉讼进程中证明主体的不同，“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应作如下分配：
1、逮捕决定机关的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也是适用逮捕的基本条件，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一条件当然不能随意猜测，它必须要经过证明，逮捕决定机关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逮捕决定机关应当承担决定逮捕违法的风险。
2、取保候审申请人的证明责任
从法理上而言，刑事诉讼法既然同时规定有适用取保候审的申请权和适用条件，那么当提出取保候审申请的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并且能够按照批准机关的要求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时，他就享有被适用取保候审的权利。该项权利的享有取决于适用条件的成立，对于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其取保候审申请能否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其已经由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发生社会危险性转化为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或者其自始即属采取取保候审不致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逮捕决定自始有误。当然，这种社会危险性的存在与否是需要证明的，这时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申请方，即负有了“社会危险性”的证明责任——证明对自己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他们（包括享有申请权的辩护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自己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承担其取保候审申请不能实现的风险。
3、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
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是向原逮捕决定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即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通常就是原逮捕决定机关。如果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认同了取保候审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及其所作的证明，即表明取保候审申请人证明责任的完成或充分实现，此时不再发生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问题，但当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否定取保候审申请时，则会发生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的证明责任问题。因为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否定取保候审申请实际上就意味着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提出了与取保候审申请的理由完全对立的主张——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尽管这一主张也是原逮捕决定机关决定逮捕的主要理由，但当取保候审申请人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理由不能成立时，否定取保候审申请的审批机关虽然理由没有变化但也相当于提出了新的对抗性主张，其当然应当承担起否定取保候审申请的证据及其证明的责任，其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对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否则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取保候审申请审批机关应批准取保候审申请，或者承担其不批准取保候审申请的决定违法的风险。
　　　　　　　　　　　　　　　　　　　　　　　　　　　　　　　　　　　　　　　　
注释：
[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主编《现代汉语辞典》（第二版），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参见王占洲、林苇著《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贵州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3]参见赵永红著《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4]参见赵永红著《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5]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

公安部


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

2004年7月12日，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75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继续盘问工作，保证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和行使权限，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继续盘问，是指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当场盘问、检查后，发现具有法定情形而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继续进行盘问的措施。
第三条 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应当遵循依法、公正、及时、文明和确保安全的原则，做到适用对象准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
第四条 继续盘问工作由公安机关主管公安派出所工作的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归口管理。
第五条 继续盘问工作由人民警察执行。严禁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人员从事有关继续盘问的执法工作。
第六条 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以及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第二章 适用对象和时限

第七条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表明执法身份后，可以当场盘问、检查。
未穿着制式服装的人民警察在当场盘问、检查前，必须出示执法证件表明人民警察身份。
第八条 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当场盘问、检查后，不能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警察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继续盘问：
（一）被害人、证人控告或者指认其有犯罪行为的；
（二）有正在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行为嫌疑的；
（三）有违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嫌疑且身份不明的；
（四）携带的物品可能是违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的赃物的。
第九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适用继续盘问：
（一）有违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嫌疑，但未经当场盘问、检查的；
（二）经过当场盘问、检查，已经排除违反治安管理和犯罪嫌疑的；
（三）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法定最高处罚为警告、罚款或者其他非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的；
（四）从其住处、工作地点抓获以及其他应当依法直接适用传唤或者拘传的；
（五）已经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
（六）明知其所涉案件已经作为治安案件受理或者已经立为刑事案件的；
（七）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或者事件当事人的；
（八）患有精神病、急性传染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
（九）其他不符合本规定第八条所列条件的。
第十条 对符合本规定第八条所列条件，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可以适用继续盘问，但必须在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的四小时以内盘问完毕，且不得送入候问室：
（一）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
（二）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三）已满七十周岁的老年人。
对前款规定的人员在晚上九点至次日早上七点之间释放的，应当通知其家属或者监护人领回；对身份不明或者没有家属和监护人而无法通知的，应当护送至其住地。
第十一条 继续盘问的时限一般为十二小时；对在十二小时以内确实难以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的，可以延长至二十四小时；对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且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仍不能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的，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
前款规定的时限自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被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至被盘问人可以自由离开公安机关之时或者被决定刑事拘留、逮捕、行政拘留、收容教育、强制戒毒而移交有关监管场所执行之时止，包括呈报和审批继续盘问、延长继续盘问时限、处理决定的时间。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照本规定的适用范围和时限适用继续盘问，禁止实施下列行为：
（一）超适用范围继续盘问；
（二）超时限继续盘问；
（三）适用继续盘问不履行审批、登记手续；
（四）以继续盘问代替处罚；
（五）将继续盘问作为催要罚款、收费的手段；
（六）批准继续盘问后不立即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继续进行盘问；
（七）以连续继续盘问的方式变相拘禁他人。

第三章 审批和执行

第十三条 公安派出所的人民警察对符合本规定第八条所列条件，确有必要继续盘问的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可以立即带回，并制作《当场盘问、检查笔录》、填写《继续盘问审批表》报公安派出所负责人审批决定继续盘问十二小时。对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将《继续盘问审批表》复印、传真或者通过计算机网络报所属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主管公安派出所工作的部门备案。
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其他办案部门和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及其内设机构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应当依法直接适用传唤、拘传、刑事拘留、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不得适用继续盘问；对符合本规定第八条所列条件，确有必要继续盘问的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可以带至就近的公安派出所，按照本规定适用继续盘问。
第十四条 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批准继续盘问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填写《继续盘问通知书》，送达被盘问人，并立即通知其家属或者单位；未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释放。
对被盘问人身份不明或者没有家属和单位而无法通知的，应当在《继续盘问通知书》上注明，并由被盘问人签名或者捺指印。但是，对因身份不明而无法通知的，在继续盘问期间查明身份后，应当依照前款的规定通知其家属或者单位。
第十五条 被盘问人的家属为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因公安机关实施继续盘问而使被盘问人的家属无人照顾的,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其亲友予以照顾或者采取其他适当办法妥善安排,并将安排情况及时告知被盘问人。
第十六条 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批准继续盘问后，应当立即结合当场盘问、检查的情况继续对其进行盘问，以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
对继续盘问的情况，应当制作《继续盘问笔录》，并载明被盘问人被带至公安机关的具体时间，由被盘问人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捺指印。对被盘问人拒绝签名和捺指印的，应当在笔录上注明。
第十七条 对符合本规定第十一条所列条件，确有必要将继续盘问时限延长至二十四小时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填写《延长继续盘问时限审批表》，报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的值班负责人审批；确有必要将继续盘问时限从二十四小时延长至四十八小时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填写《延长继续盘问时限审批表》，报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的主管负责人审批。
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的值班或者主管负责人应当在继续盘问时限届满前作出是否延长继续盘问时限的决定，但不得决定将继续盘问时限直接从十二小时延长至四十八小时。
第十八条 除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的情形外，对被盘问人不得使用警械或者武器。
第十九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终止继续盘问，并立即释放被盘问人或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一）继续盘问中发现具有本规定第九条所列情形之一的；
（二）已经证实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三）有证据证明有犯罪嫌疑的。
对经过继续盘问已经排除违法犯罪嫌疑，或者经过批准的继续盘问、延长继续盘问时限届满，尚不能证实其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
第二十条 对终止继续盘问或者释放被盘问人的，应当在《继续盘问登记表》上载明终止继续盘问或者释放的具体时间、原因和处理结果，由被盘问人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捺指印。被盘问人拒绝签名和捺指印的，应当在《继续盘问登记表》上注明。
第二十一条 在继续盘问期间对被盘问人依法作出刑事拘留、逮捕或者行政拘留、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决定的，应当立即移交有关监管场所执行；依法作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立即释放。
第二十二条 在继续盘问期间，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依法保障被盘问人的合法权益，严禁实施下列行为：
（一）对被盘问人进行刑讯逼供；
（二）殴打、体罚、虐待、侮辱被盘问人；
（三）敲诈勒索或者索取、收受贿赂；
（四）侵吞、挪用、损毁被盘问人的财物；
（五）违反规定收费或者实施处罚；
（六）其他侵犯被盘问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对在继续盘问期间突患疾病或者受伤的被盘问人，公安派出所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救治，通知其家属或者单位，并向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负责人报告，做好详细记录。对被盘问人身份不明或者没有家属和单位而无法通知的，应当在《继续盘问登记表》上注明。
救治费由被盘问人或者其家属承担。但是，由于公安机关或者他人的过错导致被盘问人患病、受伤的，救治费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
第二十四条 被盘问人在继续盘问期间死亡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一） 保护好现场，保管好尸体；
（二） 立即报告所属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的主管负责人或者值班负责人、警务督察部门和主管公安派出所工作的部门；
（三） 立即通知被盘问人的家属或者单位。
第二十五条 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接到被盘问人死亡的报告后，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一）立即通报同级人民检察院；
（二）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委托具有鉴定资格的人员进行死因鉴定；
（三）在作出鉴定结论后三日以内将鉴定结论送达被盘问人的家属或者单位。对被盘问人身份不明或者没有家属和单位而无法通知的，应当在鉴定结论上注明。
被盘问人的家属或者单位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鉴定结论后的七日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鉴定。上一级公安机关接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另行委托具有鉴定资格的人员进行重新鉴定。

第四章 候问室的设置和管理

第二十六条 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经报请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在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安派出所设置候问室：
（一）确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工作需要；
（二）警力配置上能够保证在使用候问室时由人民警察值班、看管和巡查。
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以上公安机关及其内设机构，不得设置候问室。
第二十七条 候问室的建设必须达到以下标准：
（一）房屋牢固、安全、通风、透光，单间使用面积不得少于六平方米，层高不低于二点五五米；
（二）室内应当配备固定的坐具，并保持清洁、卫生；
（三）室内不得有可能被直接用以行凶、自杀、自伤的物品；
（四）看管被盘问人的值班室与候问室相通，并采用栏杆分隔，以便于观察室内情况。
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继续盘问十二小时以上的，应当为其提供必要的卧具。
候问室应当标明名称，并在明显位置公布有关继续盘问的规定、被盘问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候问室管理规定。
第二十八条 候问室必须经过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验收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
第二十九条 候问室应当建立以下日常管理制度，依法严格、文明管理：
（一）设立《继续盘问登记表》，载明被盘问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单位，以及办案部门、承办人、批准人、继续盘问的原因、起止时间、处理结果等情况；
（二）建立值班、看管和巡查制度，明确值班岗位责任，候问室有被盘问人时，应当由人民警察值班、看管和巡查，如实记录有关情况，并做好交接工作；
（三）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对《继续盘问登记表》等有关资料按照档案管理的要求归案保存，以备查验。
第三十条 除本规定第十条所列情形外，在继续盘问间隙期间，应当将被盘问人送入候问室；未设置候问室的，应当由人民警察在讯问室、办公室看管,或者送入就近公安派出所的候问室。
禁止将被盘问人送入看守所、拘役所、拘留所、强制戒毒所、收容教育所或者其他监管场所关押，以及将不同性别的被盘问人送入同一个候问室。
第三十一条 被盘问人被送入候问室时，看管的人民警察应当问清其身体状况，并做好记录；发现被盘问人有外伤、有严重疾病发作的明显症状的，或者具有本规定第十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报告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警务督察部门和主管公安派出所工作的部门，并做好详细记录。
第三十二条 将被盘问人送入候问室时，对其随身携带的物品，公安机关应当制作《暂存物品清单》，经被盘问人签名或者捺指印确认后妥为保管，不得侵吞、挪用或者损毁。
继续盘问结束后，被盘问人的物品中属于违法犯罪证据或者违禁品的，应当依法随案移交或者作出处理，并在《暂存物品清单》上注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立即返还被盘问人，并在《暂存物品清单》上注明，由被盘问人签名或者捺指印。
第三十三条 候问室没有厕所和卫生用具的,人民警察带领被盘问人离开候问室如厕时,必须严加看管,防止发生事故。
第三十四条 在继续盘问期间，公安机关应当为被盘问人提供基本的饮食。

第五章 执法监督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将适用继续盘问的情况纳入执法质量考核评议范围，建立和完善办案责任制度、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及其他内部执法监督制度。
第三十六条 除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所列情形外，发生被盘问人重伤、逃跑、自杀、自伤等事故以及继续盘问超过批准时限的，公安派出所必须立即将有关情况报告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警务督察部门和主管公安派出所工作的部门，并做好详细记录。
县、市、旗公安局或者城市公安分局警务督察部门应当在接到报告后立即进行现场督察。
第三十七条 警务督察部门负责对继续盘问的下列情况进行现场督察：
（一）程序是否合法，法律手续是否齐全；
（二）继续盘问是否符合法定的适用范围和时限；
（三）候问室的设置和管理是否违反本规定；
（四）有无刑讯逼供或者殴打、体罚、虐待、侮辱被盘问人的行为；
（五）有无违法使用警械、武器的行为；
（六）有无违反规定收费或者实施处罚的行为；
（七）有无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第三十八条 警务督察部门在现场督察时，发现办案部门或者人民警察在继续盘问中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采取当场制止、纠正、发督察法律文书、责令停止执行职务或者禁闭等督察措施进行处理；对需要给予处分或者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三十九条 对在适用继续盘问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执法过错责任，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一）违法使用警械、武器，或者实施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第二款所列行为之一的；
（二）未经批准设置候问室，或者将被盘问人送入未经验收合格的候问室的；
（三）不按照本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通知被盘问人家属或者单位、安排被盘问人无人照顾的家属的；
（四）不按照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终止继续盘问、释放被盘问人的；
（五）不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报告情况的；
（六）因疏于管理导致发生被盘问人伤亡、逃跑、自杀、自伤等事故的；
（七）指派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人员从事有关继续盘问的执法工作的；
（八）警务督察部门不按照规定进行现场督察、处理或者在现场督察中对违法违纪行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
（九）有其他违反本规定或者违法违纪行为的。
因违法使用警械、武器或者疏于管理导致被盘问人在继续盘问期间自杀身亡、被殴打致死或者其他非正常死亡的，除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外，应当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民警察予以开除，对公安派出所的主要负责人予以撤职，对所属公安机关的分管负责人和主要负责人予以处分，并取消该公安派出所及其所属公安机关参加本年度评选先进的资格。
第四十条 被盘问人认为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违法实施继续盘问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国家赔偿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办理。
公安机关依法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人民警察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并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按照本规定第三十九条追究其相应的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所称“以上”、“以内”，均包含本数或者本级。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书格式，由公安部统一制定。
第四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操作规程、候问室建设标准和管理规定，报公安部备案审查后施行。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二○○四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公安部以前制定的关于继续盘问或者留置的规定，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同时废止。


来源:http://www.mps.gov.cn/webpage/showNews.asp?id=1312&biaoshi=bitGreat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