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古巴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政府贸易支付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８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６年１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政府，为进一步增进两国友谊，在平等互利、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的贸易，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之间交换货物的支付、同交货有关的费用、服务费和本协定第二条规定的支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中国银行办理，在古巴共和国由古巴国家银行办理，为此，两国银行应相互开立计息无费的清算美元帐户，简称“８６－９０清算帐户”。

　　第二条　通过第一条所述帐户办理下列各项的付款：
　　一、两国间相互交付的货物；
　　二、支付利息；
　　三、交换货物引起的附加费用，如各种运费、仓储费、手续费、保险费、分保费、检验费、索赔；
　　四、缔约一方向另一方船舶提供的服务费、港务费、船舶修理费、装卸费；
　　五、维持外交、商务和领事代表机构所需的费用；
　　六、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代表团的费用，旅客和游览者的费用以及医疗、学习、体育活动费用；
　　七、版权费、依法提出申诉费用、关税、罚款；
　　八、举行博览会、展览会、商业宣传、书刊；
　　九、邮政、电报、电话、航空费用；
　　十、中国银行和古巴国家银行同意的其它费用。

　　第三条　发生美元与中国人民币折算时，按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人民币与美元的牌价折算。
　　发生美元与古巴比索折算时，按古巴国家银行公布的比索与美元的牌价折算。
　　发生美元与其它可兑换货币折算时，按伦敦外汇市场的汇率折算。

　　第四条　缔约双方同意其第一条所述帐户相互给予对方六百万美元的无息摆动额。超过摆动额部分按年息４．５％利率计算利息，每年截止十二月三十一日一次计收。

　　第五条　本协定期满时，第一条所述帐户的余额，经双方银行核对一致后，由逆差方于六个月内以双方同意的货物清偿。如六个月后仍有余额，双方应商订清偿差额的办法。

　　第六条　中国银行和古巴国家银行根据本协定于三个月内商订帐务处理细则。

　　第七条　本协定的有效期自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九０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方根据本国法律对本协定法律手续的适时履行不影响其有效期。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哈瓦那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古巴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王品清　　　　　　　　　　　　劳尔·阿马多·布兰科
　　　　（签字）　　　　　　　　　　　　　　　（签字）
公民诉讼代理问题研究

刘 亮 栾桂平


　　公民诉讼代理，是指在我国的司法诉讼程序中，非法律职业的普通公民担任诉讼当事人的代理人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利参与法庭诉讼的一种活动。
　　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在于其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主要表现在：
　　第一，法律制度上许可公民代理诉讼的存在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人民司法的精神内涵。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权参与国家各项管理，公民参与诉讼代理是每一位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形式；而人民司法的一贯提法更加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司法诉讼对于民众参与的开放性，公民代理诉讼是其应有的题中之义。
　　第二，公民代理诉讼能够基本满足相对我国变革前简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从建国以来一直到80年代中前期的计划经济制度下，我国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经济、政治关系都相应的明确和简单，法律关系基本停留在传统状态，所涉的诉讼案件的领域十分狭窄，法律的专业化以及法律实践人员的专业化都不是急迫的问题，从当时的实践来看，公民作为代理人也是基本能够适应当时诉讼的要求的。
　　第三，专业律师在质量和数量上仍不能满足需求。律师制度经过建国前后的几番沉浮，文革后律师制度恢复后的一段时期内从业人员相对较少，不能够满足诉讼实践的需要，而诉讼事务的非专业状况也使得诉讼参与人对于律师的需求没有强烈的愿望。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都是当事人的亲朋邻友，进行诉讼代理也比较方便，同时这种关系也有助于通过案件的审理起到教育周围人群以及宣传法制的作用。因此，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缓解了诉讼当事人对于诉讼帮助的需求矛盾。
　　尽管公民诉讼代理的存在具有一些制度上的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各领域的变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丰富，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和复杂；司法诉讼模式完成了从超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并重转变；律师制度亦顺应社会的需要逐步完善起来”等一系列制度和事实上的变化，公民诉讼代理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在实践中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并引发了一些问题。首先是经济利益驱动违法代理，实践中冒充律师收取费用代理诉讼的黑律师、土律师大量出现。三大诉讼法对公民代理人的资格都有较宽的范围，按照其规定，几乎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个人都可以成为公民代理人，造成一些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很容易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而向当事人收取报酬。前些年的实践也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以代理诉讼为业的“黑律师”、“土律师”群体在全国各地出现。这些没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普通公民“挑词架讼、胡乱收费、骗取钱财、干扰司法审判”，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引起了法院、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司法部曾几次发文明确只有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才能向社会提供有偿的诉讼代理服务，但由于实践中缺少制度化的具体措施配套，相应的管理也没有到位，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公民代理诉讼问题屡禁不止。其次是整体素质不高，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社会生活的变化使得现代法律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诉讼的进行则更需要高度的技巧，由于公民代理人一般不是法律专业人员或者很少实际接触诉讼事务，因此其对于诉讼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具体诉讼程序的把握与律师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在最后的诉讼结果产生上往往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从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发现，许多案件的败诉方并不一定是在实体上没有理由，其败诉可能就是因为不合格的诉讼代理人没有尽到职责。再次是分割了法律服务市场，使法律服务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加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虽规定“不得以公民代理形式向社会提供有偿的法律服务”，但由于该规定缺乏落实的具体举措而形同空文。公民代理人的有偿法律服务破坏了法律服务市场严格准入的制度，造成法律服务市场竞争的无序状态。同时，由于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时不必承担任何管理费用和税费，因此在实践中除公民代理人进行收费代理外，出现了律师、法律工作者或公司法律顾问按本行业收费标准收费而以公民个人名义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的情况，加剧了公民代理诉讼问题的复杂性和法律服务市场的不正当竞争状态。
　　对于诉讼制度中是否需要设立公民代理这一问题，我国自建国以来的诉讼法律和司法实践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近几年以来，对于公民代理诉讼是否有必要存在则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以下简单介绍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观点一；禁止，该观点认为应禁止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此观点是我国目前司法实务界较为赞同的意见之一。持此观点者认为，法律服务特别是诉讼代理与当事人人身、财产、自由、民主等重要权利密切相关，其进行需要高度的专业性和技巧性，法治建设急需要高质量的法制保障，而普通公民参与诉讼代理势必会降低法律服务的质量，加剧该领域的不正当竞争，从而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实现和法治目的的实现，目前全国法律服务市场中公民代理问题层出不穷并严重影响整个法制结构的现实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意见明确提出应对诉讼（仲裁）代理实行律师业务垄断。一些市场经济特别发达国家在实践中也持相应观点。在该些国家，律师行业作为重要的中介机构已非常发达，各项社会制度较完善，其诉讼法律制度或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即当事人必须委托律师或由国家指定律师进行诉讼，或是明确诉讼业务由律师垄断，即除当事人本人可以进行诉讼外，如果其要委托他人代理诉讼，则委托的对象必须是律师。
　　观点二；相对限制，持此观点者认为，现行法律和司法实际状况决定了公民代理诉讼在目前阶段的存在，尽管如此，司法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公民进入诉讼代理的领域只能是有限的，在对公民诉讼代理制度的重塑中可以参照相对限制公民诉讼代理国家的做法，具体区分哪些公民可以参与诉讼代理、公民代理人能够进入的案件范围、公民代理人的权利范围和特别的行为方式，同时加强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和处罚，这对于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满足法治对于诉讼制度提出的更高要求是必要的。该观点是目前各国的主流观点，主张该观点的各国的制度实践也是将公民代理诉讼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由法律对参加诉讼的公民的资格予以明确，并对公民代理人可进入的诉讼类型予以限制。英国1974年律师法允许非律师代理他人进行诉讼，但其明确区分了公民代理人可以进入的诉讼程序，并规定如果普通公民做了法律规定只有律师才能做的事情，其就有可能构成犯罪。日本刑诉法和民诉法都明确以律师诉讼代理为原则，但在简易法院或家庭法院审理的案件中非律师经法院许可后亦可担任诉讼代理人；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刑事诉讼中亦采相对限制观点，其将诉讼代理人分为一般辩护人和特别辩护人，允许大学法学教员或法学家在经法院同意后充任刑事被告人的辩护人。
　　观点三；赞成，在我国，拥护、赞成并且认为公民诉讼代理不应受到限制的观点仍有一定影响。他们认为，公民参与诉讼的广度和深度是评价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人民司法的本质中即包含了这一内涵，普通公民根据他人委托成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理所当然。现代社会将诉讼的民主化作为诉讼制度先进与否的一个评判标准，这就要求司法制度给普通公民提供一个简便、高效、低成本的诉讼代理制度，除了法律职业者代理诉讼外，法律应当为公民提供其他的途径，公民诉讼代理的地位应当能够与律师代理平等，并且不受限制。
　　对以上观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对诉讼代理制度中国家干预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自由度如何平衡问题认识的不同。对于我国未来相关制度的构建，我们必须对司法诉讼程序中包含的诸多基本价值（包括程序公正的理解、安全、效率、简便等价值的涵义和实现）和社会现状的需求进一步地明确和把握，国家干预当事人的选择权可以到哪种程度、司法诉讼的特殊性可以在多广的范围内体现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我国制度的实际情况出发，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民诉讼代理有其存在的价值和需要，我们绝对不能脱离国家法制的现实，将公民代理问题绝对化。至于公民诉讼代理存在的范围，确实有必要作出一定的限制，但这一限制也只能在对法治的要求和民众的愿望进行衡量之后，通过诉讼法的修订进行安排。
笔者认为应采取相对限制的方式，公民代理只限于较近的亲属关系或具有公益性质的法律援助服务等范围，并应有相应的立法予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