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

周永坤


调解历来是中国特别钟情的纠纷解决制度，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高调解率为学界和社会所诟病，这是对偏重调解的人治传统的反思。在这一态势下，民事案件的调解率逐年下降，全国一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从71.73%下降到2002年的30.32%，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但是，步入新世纪前后，调解再次受到追捧。法院的民商事案件调解率开始摆脱有此项统计以来连续14年的下降势头，从2002年开始呈现上扬态势， 2006年上半年，一些地方法院甚至出现了“无判决”现象，这是很可忧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股“调解旋风”正在走出民商事案件向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领域蔓延。调解的滥用与强制化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刚刚起步的法治机体。
　　调解的蔓延、特别是强制调解的兴起是建立在对调解的二大误读之上的。
　　第一，调解不是东方社会所特有，它是欠发达社会普遍性的制度，这已为现代法人类学所证实。澳大利亚的土著马努斯人（Manus people）原先的主要纠纷解决方式是“械斗、突袭以及短暂的媾和仪式”组成，后来他们从殖民者那里学习到了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将它交给一个独立的仲裁者， 这事实上是一个调解程序。可见调解是单纯依靠实力解决纠纷的野蛮行为的文明替代品。在非洲习惯法体制下，调解是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菲律宾吕宋岛的伊富高人除杀人案进行血亲复仇外，其他的纠纷都用调解。 印第安人的部落社会也通行调解。 西南太平洋上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美拉尼亚人也钟爱调解。
人们将调解作为东方专利的思想很可能来自对古希腊社会的误解，仿佛古希腊没有调解，其实不然，调解同样是古希腊主要的纠纷解决制度。《荷马史诗》开头就是一个关于调解的故事。国王阿伽门农起先答应将美丽无比的布里塞伊斯作为战利品分配给英雄阿基琉斯，后来这小子看到布里塞伊斯貌若天仙起了色心，遂撕毁前约，向阿基琉斯讨要布里塞伊斯，阿基琉斯当然不买账。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流血冲突即将爆发的时候，先是雅典娜劝说阿基琉斯别动手，接着是涅斯托尔在两人间进行调解，化解了一场流血纷争。 至于希腊社会何以较早结束了调解的历史，答案只有一个：它的城邦制度是一个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里，调解只能退居次要地位。这一理由同样适用于解释古罗马为什么有发达的判决和式微的调解制度。
　　第二，调解是落后的文化遗存，不是先进的法律文化。人们常常将调解理解为对现代性反思的产物，或者将它视为和谐文化（与判决相比）的一部分，这并不准确。恰恰相反，在现代，调解是落伍的法律文化。作为纠纷解决制度，调解具有“前国家”性，它是在一个结构简单的小型社会里的主导性纠纷解决制度，在国家产生以后，它退居于社会自治领域，在国家层面，调解只应该对判决起到“拾遗补缺”作用。东方调解（特别是官府的调解）的发达与长久，这不是东方的优势，恰恰是东方的劣势。与判决相比，调解有其内在的弱点。
　　（1）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日本和美国的学者都将调解归之于非规范的纠纷解决机制。从我国调解的实践来看，它也是非规范与非程序的，我们所理解的调解的优势其实都是建立在它的非规范性与非程序性之上的。就调解的过程来说，它本身没有一定的程式，一切都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为归指。调解的内容的正当性不是来源于法律规则，而是双方的认同，这就势必造成结果对规则的偏离。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本身对于纠纷的公平解决不利。由于遵守规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对这一原则的违反必然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产生潜在的威胁。（2）调解常常牺牲公正。对于这一点，西方学者多有论述。程序正义研究的佼佼者贝勒斯就指出程序正义的原则在协商式程序（包括调解）中不适用，因此，协商解决纠纷的方法起码基于两条理由是缺乏公平的：“其一，一方当事人可能比另一方当事人拥有更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bargaining power）。其二，由于形式正义不适用，因此，与特定某人就相同问题进行协商的不同的个人，可能就无法得到比较正义。” （3）调解也存在执行难。随着调解的增加、特别是强制性调解的发展，调解的执行难问题已经露出水面，相信随着强制调解的进一步发展，由调解所产生的执行难问题及其它的社会问题将日益显性化。调解解决执行难其实是以牺牲规范和公正为代价的，一旦当事人知道在调解中失去了规范所给予的权利或者上了对方的圈套，则反悔在所难免。时下不准反悔制度的确立，将纠纷延续到了执行阶段。同时由于调解与判决相较在程序上的劣势，它出错的可能性更大，这也埋下了执行难的隐患。（4）调解并不经济。如果一切天遂人愿，则调解无疑比判决要来得经济，但是这只是理想。就成本而言，法院的调解成本本身并不小，同时法院在计量调解的成本时是将社会成本忽略不计的。事实上，在所谓社会调解大格局的制度下，社会对调解的成本投入是相当高昂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制、乡镇司法所的建制、司法局的投入、乡镇政府的投入等等，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如果我们将这些成本投入到法院，相信将产生经济得多的效益。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强制调解的政策导向本身通过当事人的利益计量，转化为一种调解的成本，当强制调解成为一项公开的制度设计的时候，调解的成本将成倍增加。还有，我们计量成本的时候忘记了那些调解失败的案件。在那些案件中，调解的成本是无限大的。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调解出错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判决，因此它就要支付比判决更高的“错误成本”。人们在计算调解的成本时往往只计算“直接成本”，而忘记“错误成本”。正确的计算方法应当是追求“直接成本”＋“错误成本”的最小化。（5）调解切断纠纷的功能被夸大。调解有利于切断纠纷、有利于和谐只是一种臆断。诚如罗马格言所谓“有好篱笆而后有好邻居”，只有在权利明确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和谐关系。许多调解协议、特别是强制性调解协议缺乏公平这个和谐的基本前提，它只是将纠纷掩盖起来，因此很有可能酝酿一场更大的纠纷。这在婚姻家庭纠纷中特别严重，最早提倡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美国已经将此类案件排除在调解范围之外， 而我国恰恰强调此类纠纷必须调解。（6）调解对公民人格的不良影响。对调解的比较优势的肯定是建立在传统的息讼、耻讼观念之上的。“息讼有利于和谐，争讼有损社会和谐”这种和谐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它将和谐理解为建立在人的利他主义行为方式和社会最小利益冲突状态。我国古代儒家的和谐社会正是这种和谐，恰恰在儒家的和谐社会理想中，人们对诉讼普遍表示厌恶。对于这一点，我国民国时期的大法学家吴经熊有精当的研究。他将争讼视为“自然现象”，认为，“没有争讼，就不会有真理，也不会有公道。法律以争讼为发源地，以公道为皈依处。”吴经熊认为，过分强调通过调解息讼对公民的人格会有不良影响：一是容易形成双重人格；二是造成心理的压抑，使民心不和顺，容易走向极端。
　　我国法律规定了调解的自愿原则，这是非常正确与重要的。但是，我国现实的调解制度却具有相当的强制性，调解的强调化正在日益严重地侵害着我们刚刚起步的法治事业。调解的强制性起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有的法律法规规定调解是必经程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依本条规定，调解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调解成了法官的义务。二是上诉程序与错案追究制度的结合，构成了迫使法官选择调解的强大的利益与精神压力。在当下的制度下，被改判或被驳回再审的案件将作为错案，一旦作为错案受到追究，法官失去的就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而调解可以避开错案追究的风险。三是调解在程序上排斥检察院的抗诉。对抗诉的排斥一方面强化了调解协议的强制性效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它减少了法官被追究错案责任的风险而提高了法官调解的积极性。四是行政诉讼中禁止调解制度的虚置。
　　现在，各地出台了一系列强化调解内部规定，这些规定进一步强化了调解的强制性。这些措施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在法院内强化调解的政策导向和利益机制，促使、甚至迫使法官调解。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将调解率作为考核内容，奖励高调解率者；规定调解为第一选择，甚至对个案规定最低调解次数，要求案案调解；规定硬性调解率指标。（2）动员法院外部力量参与调解，借助社会力量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3）对当事人施以利益压力。例如，有的法院规定撤诉可以退还一半诉讼费，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坚决要求减少诉讼费，法院对于选择调解的当事人许诺以适当少收诉讼费。更多的是对当事人施以利益“威慑”，法官以“背对背”的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判决对他的不利后果，例如，败诉、执行难等等，迫使当事人从利益考虑选择调解。
　　动员社会影响与政府权力参与的人民调解本身有阻隔权利人走向司法的消极作用，这本身是一个人权问题；法院的强制调解无疑构成对权利人权利的冲击。强制性调解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有害的遗产。我国古代衙门就通过对原告的关押甚至刑罚威慑来阻拦当事人走向司法。现代社会，强制调解是被禁止的行为。1960年日本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就宣布民事案件的“强制调解”是违宪的。
强制调解对人权法治构成严重的冲击。
　　首先，强制调解不利纠纷公平解决，这是由于调解本身的非程序性与强制调解的“准暴力性”所造成的；其次，强制调解侵犯了公民的权利，这包括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再次，强制调解对法治的根本价值构成威胁，强制调解威胁法律的至上性，强制调解排斥了公众对纠纷解决过程的参与这一法治的基本要求，强制调解对法院和法官的地位的冲击。因为在强制调解中法官扮演的不是裁判官的角色，而是行政官、甚至是一个自利的商人的角色，同时，强制调解使法官成为司法外权力的工具，使法官深深陷入社会之网中，对法官的人格也构成负面影响。强制调解一方面强化了法院的行政功能，它也强化了法院内部结构的行政化趋势。
　　总之，调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制度，它是小型社会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在人类社会组织化的过程中，调解退化为一种基层社会的自治制度，同时它也作为诉讼中当事人自愿选择的制度，具有相当的意义。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发挥与社会的政治原则有关。通常是法治社会与发达的裁判相伴，而人治社会则青睐调解，使调解具有强制性。我国发达的调解是与人治的社会样态相匹配的。钟情调解背后是单一的思维：人们只看到现实条件下调解比判决比较“好用”，人们忽略了它的基础：调解的优势是建立在人治社会之上的，它与人治社会相互促进，强制调解的发展必然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长远目标的实现更为艰难。
　　即使我们避开法治的基本价值——正义不谈，从单纯的息讼角度来看，在一个权利观念兴起的时代搞强制性的调解也是不行的。事情真有点吊诡：现代的息讼靠争讼。古代息讼的成功是以牺牲人的权利为代价的，是以人的权利麻木为条件的。当权利成为时代的特色的时候，当人的权利觉醒的时候，只有通过诉讼公平地分配权利与义务才是根本的息讼之道。
　　人们常常只是从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来解读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单纯地将调解、法院作为达到社会目标的一个工具，这是非常片面的。社会是一个整体，纠纷解决制度与社会的关联主要是“意义”的、而不是“工具”的。所谓“意义”的关联是指纠纷解决制度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它与社会是互动的。因此，我们在思考纠纷解决制度的时候，就不能仅仅考虑现实社会，而应当考虑未来社会——我们的社会理想，我们要找到一个有利于理想社会实现的纠纷解决制度。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路，我们就要寻找与这一长远目标相一致的纠纷解决制度，这个纠纷解决制度必须以法院的判决为核心，至于调解，则只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禁止权力对人民调解的介入，并加强对它的法律规制，同时在法院的内外制度上保障法院调解的自愿原则的贯彻。

2006年11月3日于东吴研究室

周永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周永坤教授“平民法理”法律博客http://guyan.fyfz.cn/blog/gu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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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


（2013年5月30日青海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湿地保护，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湿地的保护、利用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湿地，是指天然或者人工形成、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适宜野生生物生存、具有较强生态功能并依法认定的潮湿地域，主要包括盐沼地、泥炭地、沼泽化草甸等沼泽湿地和湖泊湿地、河流湿地、库塘湿地。

第四条 湿地保护遵循科学规划、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湿地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湿地保护投入，将湿地保护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湿地保护工作实行目标考核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湿地保护工作作为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生态保护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的内容。

第七条 湿地保护工作实行综合协调、分部门实施的管理体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湿地保护工作的领导，建立湿地保护工作综合协调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湿地保护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湿地管理机构负责全省湿地保护、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农牧、水利、旅游、交通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湿地保护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湿地保护的相关工作。

村（牧）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有关主管部门做好湿地保护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支持开展湿地保护的科学研究，应用推广湿地保护研究成果。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以志愿服务、捐赠等形式参与湿地保护活动。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应当组织和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湿地保护意识。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湿地资源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侵占湿地资源的行为进行检举、控告。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在湿地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名录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农牧、水利、旅游、交通等部门编制全省湿地保护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州、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上一级湿地保护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湿地保护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湿地保护规划应当明确本行政区域湿地保护的总体目标、阶段任务、实施方案以及具体措施等，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水资源规划、环境保护规划、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旅游规划等相衔接。

经批准的湿地保护规划需要调整或者修改的，应当按照规划批准程序重新办理。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编制或者调整湿地保护规划，应当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公示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经批准的湿地保护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湿地按照其重要程度、生态功能等，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

重要湿地包括国家重要湿地和省重要湿地，重要湿地以外的湿地为一般湿地。

第十五条 省重要湿地名录和保护范围，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一般湿地的名录和保护范围，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经州（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湿地申报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编制或者调整湿地保护名录，应当与相关权利人协商，并征求所在地村（牧）民委员会的意见。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湿地及保护范围认定、编制湿地保护规划、湿地资源监测结果评估以及湿地资源保护与利用等工作，应当组织林业、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农牧、水利、交通、气象等方面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评审。评审意见作为决定湿地保护重要事项的依据。


第三章 湿地保护

第十八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湿地，应当依法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

（一）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和省重要湿地保护名录的；

（二）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鸟类的主要繁殖地、栖息地或者主要迁徙停歇地；

（三）生物多样性丰富或者珍稀、濒危的湿地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域；

（四）对动物洄游、繁殖有典型或者重要意义的区域；

（五）其他具有特殊保护意义、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或者科学文化价值的区域。

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湿地的保护和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第十九条 对不具备条件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可以通过建立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湿地多用途管理区等形式实施保护。

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的建立和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条 未设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的湿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湿地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政策、管理和技术措施，保持湿地的自然特性和生态特征，防止湿地生态功能退化。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湿地保护规划对退化的湿地进行恢复。

因缺水导致湿地功能退化的，应当建立湿地补水机制，定期或者根据恢复湿地功能需要有计划地补水；因过度放牧导致湿地功能退化的，应当实施轮牧、限牧，退化严重的实行禁牧；因开垦导致湿地功能退化的，应当实施退耕措施恢复湿地。

第二十二条 向湿地引进动植物物种或者施放防疫药物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试验。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列入湿地保护名录的湿地周边设立保护标志，标明湿地类型、保护级别和保护范围。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者破坏湿地保护标志。

第二十四条 湿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开（围）垦、填埋、占用湿地或者改变湿地用途；

（二）擅自排放湿地蓄水或者修建阻水、排水设施，截断湿地与外围的水系联系；

（三）擅自采砂、采石、取土、采集泥炭、揭取草皮；

（四）擅自猎捕、采集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捡拾或者破坏鸟卵；

（五）擅自新建建筑物和构筑物；

（六）向湿地投放有毒有害物质、倾倒固体废弃物、排放污水；

（七）破坏野生动物重要繁殖区及栖息地，破坏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通道，采用灭绝性方式捕捞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

（八）破坏湿地保护设施设备；

（九）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湿地保护和开发利用，应当保护所在地居民合法权益，鼓励和支持湿地所在地居民以劳务或者入股等方式参与湿地保护和开发利用活动。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立健全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对依法占用湿地和利用湿地资源的，按照谁利用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补偿机制。

因保护湿地给湿地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补偿。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湿地保护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相关部门做好湿地保护工作。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开展湿地资源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湿地资源监测网络，组织开展湿地资源状况的监测、评价工作，定期发布湿地资源状况公报。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汇总本地区湿地保护工作中形成的数据资料，建立湿地资源档案，实行信息共享。湿地资源档案应当向社会开放，供单位和个人免费查阅。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建立湿地执法协作机制，依法查处破坏、侵占湿地的违法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设立公开举报电话，接受单位和个人对破坏、侵占湿地行为的检举。

第三十一条 凡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名录以及位于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然湿地，禁止开垦、占用或者擅自改变湿地用途。

对于前款规定之外的湿地，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重点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确需占用湿地的，有关部门在依法编制建设项目规划时，应当征求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三十二条 工程建设占用湿地的，建设单位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包括湿地生态功能影响评价，并有相应的湿地保护方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依法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前，应当征求同级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湿地保护方案进行施工，减少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避免工程建设对湿地生态功能的损害。

第三十三条 临时占用湿地的，占用单位应当提出湿地临时占用方案，明确湿地占用范围、期限、用途、相应的保护措施以及使用期满后的恢复措施等，有关部门在依法办理用地手续前，应当征求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临时占用期限届满后，占用单位应当按照临时占用方案恢复湿地原状。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编制湿地旅游专项规划，指导湿地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专项规划应当征求同级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在湿地从事生态旅游项目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制定湿地保护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同意。

第三十五条 因发生污染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湿地污染和破坏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消除危害，防止危害扩大，并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林业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六条 湿地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发现本行政区域内破坏、侵占湿地的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制止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报告。

村（牧）民委员会应当积极协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做好湿地保护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工作，发现存在破坏、侵占湿地的行为，应当及时反映和报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编制和组织实施湿地保护规划的；

（二）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三）未按照规定审核临时占用湿地申请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省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湿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擅自开（围）垦、填埋、占用湿地或者改变湿地用途的，处以每平方米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的罚款；

（二）擅自排放湿地蓄水或者修建阻水、排水设施，截断湿地与外围的水系联系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采砂、采石、取土、采集泥炭、揭取草皮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擅自捡拾或者破坏鸟卵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五）破坏野生动物重要繁殖区及栖息地，破坏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通道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移动或者破坏湿地标志和保护设施设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处以二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临时占用湿地期限届满后，未按照湿地临时占用方案恢复湿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湿地资源破坏的，责令限期恢复，并处以恢复湿地所需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