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表现代理构成及与相关罪名的关系

田永伟


表现代理，在《合同法》出台前，这一行为便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尤其是随着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集团公司的不断建立，这种行为便更深入地存在于民商事交往过程中。《合同法》生效后，这一行为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规范，标的数额较小，相对人较少，关系较为简单的表现代理行为，司法机关以法为据易于决断，而标的额较大、人员较多、关系相对复杂的表现代理，则为司法机关如何运用法律，运用何类法律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下面，以一案例述之。
东方集团公司是以经营饮料为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为拓展市场业务，在全国各地多个省会城市设立销售网点，设立过程中，集团公司对于城市业务经理履行了全面的授权委托手续，并为每个销售点刻印了“东方集团公司驻XX市业务专用章”，该章用于本集团公司在所在城市的业务往来。1998年，东方集团公司在某省会城市设立销售网点，委托A为城市经理，B为公司业务员。2002年10月份，B模仿真印仿造了“东方集团公司驻某市业务专用章”，并于2002年10月至12月，未出示相关证件的情况下，利用此章对新老客户签订空调购销协议20份，其中新客户10份，老客户10份，并即时交货，B以低价直接倒卖到本市其它空调销售商铺，从中非法获利120万元。后新老客户向该市城市经理A主张债权时，A并未直接给付200万元货款，而是举报当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对案件审查过程中，对案件性质产生了争议，一方认为，B的行为不涉嫌犯罪，只为民法上的表现代理。另一方认为，B的行为涉嫌仿造公司印章罪，还有的认为，涉嫌合同诈骗罪。
本案如何解决，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分析。
一、表现代理的构成
表现代理，属于无权代理的形式，但因行为人与相对人有业务往来或者其它关系，而该行为被第三人认同为相对人的行为，第三人以对相对人的信赖为基础与行为人进行活动，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相对人承担责任。《合同法》对无权代理进行了明确：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此案件中，B对20名客户签订合同的行为，笔者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对于曾经多次与B接触过的老客户而言，应构成合同法中的表现代理。B因前几年曾经多次与这部分客户接触，对于B私刻印章的行为，客户们并未引起注意，只是见到了合同书上的印章，认为是销售网点继续签订合同的行为，以普通人的心理衡量，并不存在过失，符合表现代理的相关要件。
对于其它新客户行为，是否构成表现代理则值得商榷。新客户在与B签订合同时，应当尽到注意义务，应全面认真地审查B所能提供的营业执照、授权书等原件或加盖印章的复印件，同时一并审查业务章的真伪。二者签订合同是成立的，但是否有效，则要看新客户的主观为善意还是恶意。恶意串通的而签订合同的，是无效的合同，给集团造成的损失由B与新客户承担连带责任。若为善意签订合同，则由东方集团承担赔偿责任后，向B行使追偿权。善意时，因B与客户的合同已经签订生效并履行完毕，故不存在效力未定的问题，效力待定合同，只能存在于合同生效后，合同履行完毕前，对于标的物已经全部交付履行完毕的合同，催告追认已经失去意义。
二、仿造公司印章罪及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仿造公司印章罪，明确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属于扰乱社会秩序罪一节。该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客体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客观方面为伪造印章的行为。B是否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前三个构成要件符合，而客观方面伪造印章行为如何界定则十分复杂。笔者认为，有刻印这一行为还不能构成此罪，参照刑事法律规范的三个特征即刑事违法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B由此行为导致东方集团公司损失200多万元，扰乱了当地社会秩序，故B的行为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
合同诈骗罪，则是规定于扰乱市场秩序罪一节中，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客体为扰乱市场秩序，主观方面为故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方面为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骗取行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构成的五类情况，最后一项为兜底条款。结合法典及相关理论，B伪造印章后以集团公司的名义进行经济活动，属于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令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交付财物从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B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合同诈骗罪。
而在B伪造公司印章与合同诈骗的行为中，二者系牵连犯，伪造公司印章的目的是进行合同诈骗，应成立单一的罪名合同诈骗罪。
三、表现代理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
就伪造印章进行合同诈骗的类似案件，有人提出，构成表现代理即不成立合同诈骗，成立合同诈骗就不成立表现代理的说法，对此理论，笔者持不同观点。
笔者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可适时适事应用于具体案件。民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关系的法律规范。调整财产权方面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权，保障正常的民商事交易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刑法则是运用刑罚权维护社会秩序，惩罚犯罪的强制性规范。刑法惩罚的对象是具有严重社会违法性的人，目的是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合同诈骗罪中，因大部分犯罪分子在骗取财产后，挥霍一空，给被害人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善意第三人可以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以表现代理之名义向相对人提出赔偿请求，以最大限度弥补由此受到的经济损失，此过程中，合同相对人在赔偿能力的前提条件下，合同诈骗罪的直接受害人为相对人。
表现代理中，则会出现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之行为，确认为表现代理后，向相对人主张权利弥补损失。若行为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给相对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亦应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定罪量刑。
对于B的行为，一方面司法机关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善意第三人的部分客户，可以依《合同法》向东方集团公司提出赔偿请求。此类案件，只有将表现代理与合同诈骗罪有机结合，才能做到既维护正常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又打击震慑犯罪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真正做到民法与刑法的有机衔接，发挥各自规范的应有作用。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近年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日益增多，而在这类案件处理中的法律适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许多审判人员在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及赔偿标准处理上存在着很大的出入，尤其在医疗损害赔偿适用法律上并不一致，相类似的案件却常常出现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特别是在精神损害赔偿和死亡赔偿金等方面，判决结果差异甚大，少则几万，多则十来万、几十万元，不利于维护我国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笔者认为,现阶段审判实践中适用法律不一致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没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为根本，将医疗损害的民事责任一律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确定为侵权责任，及适用《条例》的规定，这与民法的立法精神是相悖的；或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等法律法规，适用各个法律法规，不能相互统一。笔者从以下几方面阐述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供大家参考。
首先，从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说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是指患者及其亲属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或者差错，并因此造成患者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害事实，从而引发以损害赔偿为主要诉求的民事权益争议。在《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而按照《民法通则》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过错造成了他人人身、财产等民事权益损害，受害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没有限定这种损害的类型和程度。患者方只要认为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侵犯了其生命、健康及财产等民事权益，并造成了损害事实，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此类纠纷既包括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也包括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损害引起的民事赔偿。同时《条例》将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确定为侵权责任，也着重强调“过失”在医疗事故责任构成要件中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中最基本的归责原则法律精神，充分体现了法律对患者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再者，从有利于受害人进行选择的原则出发，也应选择侵权责任来确定医疗损害的民事责任性质， 医疗损害侵害的是作为患者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属于《民法通则》调整的范围，即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侵害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按照这样去理解和认识问题，更便于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一些民法原则处理案件，有利于保护患者的权利。
其次，审理民事案件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是民事责任法律性质的准确界定和归责原则的正确确定。目前，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可选择适用的主要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有《民法通则》、《合同法》、《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消法》等内容，还有就是刚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选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笔者认为，侵权之诉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适用《民法通则》，并参照《解释》和《条例》；违约之诉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同时也可参照《解释》和《条例》；对于医疗机构提供的药品、医疗器械、日用品等和具有商业性质的服务如餐饮、住宿等发生的纠纷应适用《消法》。审判实践中产生争议最多的是《民法通则》和《条例》的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6日颁布的《通知》（法[2003]20号）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此条规定明确了《条例》与《民法通则》的适用关系。《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侧重医疗行政管理关系，对于出现的医患纠纷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构成医疗事故的，在行政上如何进行赔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因此，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在尚没有其他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应当参照执行；但毕竟是“参照执行”，而不是“必须执行”，所以，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时并不仅限于《条例》的规定，而应当将《民法通则》作为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主要适用法律规范，特别要体现民法基本原则和归责原则的适用。而2004年5月1日实施的《解释》正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和归责原则制定出来的司法解释，主要是用于人身损害赔偿类案件，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上，有了明确的规定，也是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的参照。
再次，医患关系法律性质和医疗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性质决定了法律适用的方法和原则。目前的《条例》虽然比以往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更加细化和完善，也更加符合《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基本法律精神，但《条例》毕竟只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仅仅只是卫生行政部门确认医疗事故的等级及其处理的行政性法律规范，不属于民事实体法律规范，而医患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应当适用民事实体法律规范来调整。由于我国民法典尚在制定之中，现在暂无侵权行为法，现行《民法通则》仅有原则条款，而没有涉及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相关侵权行为法的具体内容，因此，应当参照行政法规执行，但应当在充分体现民事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参照执行，“参照执行”决定了不能将《条例》作为法院判决的“引据法”。而且《条例》只对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案件赔偿问题进行了界定，仅仅只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发生后行政调解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大量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还是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并且《条例》在赔偿标准和数额上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因医疗事故造成死亡的，《条例》中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的标准，而《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人的生命难道不比健康更为重要。这是《条例》的缺陷。所以在适用法律问题上，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责任构成等必要前提角度出发，首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因为《民法通则》的调整范围涵盖了所有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但《民法通则》的适用并不排斥《条例》的参照适用，因为现阶段立法的局限性导致尚无侵权行为法来调整医患类纠纷，《条例》中不违反民法精神和与民法立法精神相一致的内容，均可视为《民法通则》的细化，完全可以参照适用。从我国立法的宗旨和所体现的法律精神来看，选择适用《民法通则》更有益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终极目标。
最后，根据法律的高阶位优先适用原则，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应先选用《民法通则》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国务院《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侧重于行政管理职能。它虽然在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监督、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方面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毕竟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确认医疗事故的等级及其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性法规，与民法通则不是特别法和普通法的关系，而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不能完全正确指导法院的具体审判实践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会议上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因此，处理医患纠纷案件在法律适用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再适用《条例》的规定。 2004年5月1日实施的《解释》正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制定出来的关于解决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指导法院的具体审判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完全可以适用，也应当适用。
因此，笔者认为，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在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上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和《规定》，坚持过错赔偿，不以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作为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同时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上，由于法律目前尚无明确规定，可视《条例》为《民法通则》的细化，参照《条例》的规定执行。而《条例》规定不明确或没有规定的应参照《解释》的规定，因为《解释》也是《民法通则》的细化，是专门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也应选用，实行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这样既维护了国家的基本法律统一适用，又在赔偿标准和数额上的法律适用上实现了赔偿内容的相对统一，有利于充分保护患者方的合法权益。



泗洪县人民法院 许跃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