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领事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以下称“缔约双方”），
　　为发展两国的领事关系，以利于保护两国国家和两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促进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决定缔结本协定，并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条　定义
　　就本协定而言，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领馆”指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或领事代理处；
　　（二）“领区”指为领馆执行领事职务而设定的区域；
　　（三）“领事官员”指派任此职承办领事职务之任何人员，包括领馆馆长在内；
　　（四）“派遣国国民”指具有派遣国国籍的自然人，适用时，也指派遣国的法人；
　　（五）“法律”：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是指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方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条例和附属法规。
　　对加拿大而言，是指所有联邦、省的法律规章和市政法规。

　　第二条　一般领事职务
　　领事官员有权执行下列职务：
　　（一）确保派遣国及其国民的权利和利益；
　　（二）增进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教育关系，并在其他方面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三）用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并向派遣国政府报告；
　　（四）执行派遣国授权而不为接受国法律所禁止或不为接受国所反对的其他领事职务。

　　第三条　接受有关国籍的申请和民事登记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接受有关国籍问题的申请；
　　（二）登记派遣国国民；
　　（三）登记派遣国国民的出生。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免除当事人遵守接受国法律的义务。

　　第四条　颁发护照和签证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向派遣国国民颁发护照和其他旅行证件，以及加注和吊销上述护照或证件；
　　（二）向前往或途经派遣国的人员颁发签证，以及加签或吊销上述签证。
　　二、如接受国主管当局获得派遣国主管当局所发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除纯粹为了临时目的而保留者外，应退还给派遣国主管当局。

　　第五条　公证和认证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应任何国籍的个人要求，为其出具在派遣国使用的各种文书；
　　（二）应派遣国国民的要求，为其出具在派遣国境外使用的各种文书；
　　（三）把文书译成派遣国或接受国的官方文字，并证明译本与原本相符；
　　（四）认证派遣国有关当局或接受国有关当局所颁发的文书上的签字和印章；
　　（五）执行派遣国授权并不违反接受国法律的其他公证职务。
　　二、领事官员出具、证明或认证的文书如在接受国使用，只要它们符合接受国法律，应与接受国主管当局出具、证明或认证的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三、在与接受国法律不相抵触的前提下，领事官员应有权接受和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证件和文书。

　　第六条　协助派遣国国民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自由地在领区内同派遣国国民联系和会见。接受国不应限制派遣国国民同领馆联系及进入领馆；
　　（二）了解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的居留和工作情况，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协助；
　　（三）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查寻派遣国国民的下落，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可能提供有关情况。接受国应尽一切可能为领事官员和派遣国国民之间直接联系提供便利；
　　（四）按照接受国法律，接受和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现金和贵重物品。
　　二、遇有派遣国国民不在当地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及时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时，领事官员可根据接受国法律在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前代表该国民或为其安排适当代理人，直至该国民指定了自己的代理人或本人能自行保护其权利和利益时为止。

　　第七条　监护和托管
　　一、领区内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派遣国国民需要指定监护人或托管人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通知领馆。
　　二、领事官员有权在接受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护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派遣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必要时，可为他们推荐监护人或托管人，并监督他们的监护或托管活动。

　　第八条　拘留、逮捕通知和探视
　　一、遇有派遣国国民在领区内被接受国主管当局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自由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不迟延地自拘留、逮捕或被剥夺自由之日起通知领馆。如果由于通讯困难无法不迟延地通知派遣国领馆，接受国主管当局也应尽快通知，并应通知领馆该国民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原因。
　　二、领事官员有权探视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派遣国国民，用派遣国或接受国语言与其交谈或联系，并有权为其安排译员和法律协助。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安排领事官员探视上述国民。探视应尽快进行，最迟于主管当局通知领馆该国民受到任何形式拘禁之日起的两日后，不应拒绝探视。探视可按重复方式进行。经领事官员请求，两次探视之间的间隔不应超过一个月。
　　三、对于适用本条规定的国民，领事官员有权向其提供装有食品、衣服、医药用品、读物和书写文具的包裹。
　　四、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将本条第一、二、三款的规定通知上述派遣国国民。
　　五、遇有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受审判或其他法律诉讼，有关当局将向领馆提供对该国民提出指控的情况，并应允许领事官员旁听审判或其他法律诉讼。
　　六、遇有派遣国国民受审判或其他法律诉讼，当需要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将为其安排适当的翻译。
　　七、领事官员在执行本条职务时，应遵守接受国的法律，但接受国法律的适用不应限制本条规定的权利的实施。

　　第九条　死亡通知
　　接受国主管当局获悉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死亡时，应立即通知领馆，并应领馆的请求提供死亡证书或其他证明死亡原因及其情况的文件副本。

　　第十条　关于遗产的职务
　　一、接受国有关地方当局获悉由于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死亡而遗留财产，且死者在接受国无已知的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时，应尽速通知派遣国领馆。
　　二、接受国有关地方当局获悉无论属何国国籍的死者在接受国遗有财产，根据死者的遗嘱或接受国的法律，居住在接受国外的派遣国国民对遗产可能享有利益时，应尽速通知派遣国领馆。
　　三、领事官员有权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或保存死亡的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内遗留的财产。为此，领事官员可以为保护非接受国永久居民的派遣国国民的利益与接受国主管当局联系，除非该国民另有代表。领馆可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准许领事官员在清点和封存时到场，并一般地关注此事的进行。
　　四、领事官员有权维护对某一死者在接受国遗留的财产享有或声称享有权利的派遣国国民的利益，不论死者属何国国籍，但以该国民不在接受国或在接受国无代理人为限。
　　五、领事官员有权接受非接受国永久居民的派遣国国民因他人死亡有权获得的在接受国内的任何现款或其他财产，以便转交给该国民，包括遗产份额、按雇员赔偿法支付的款项、养老金和一般的社会福利金以及保险收益，除非法院、执行分配的机构或人员明示确实可通过其他方式转交。法院、执行分配的机构或人员可要求领事官员遵守就下列各项规定的条件：
　　（一）出示该国民的委托书或其他授权书；
　　（二）提供该国民收到此现款或其他财产的合理证明；
　　（三）如领事官员不能提供上述证明，则退回此现款或其他财产。
　　六、领事官员行使本条第三至第五款规定的权利时，须遵守接受国的法律。本条的任何规定不授权领事官员起律师的作用。

　　第十一条　转送司法文书
　　领事官员有权在接受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转送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如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另有协议，则按协议办理。

　　第十二条　关于旅行方便
　　一、缔约双方同意给予自称同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国籍的人在两国间旅行以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双重国籍。上述人员的出境手续和证件按照其通常居住国的法律办理。入境手续和证件应按照前往国的法律办理。
　　二、如果司法和行政程序妨碍派遣国国民在其签证和证件有效期内离开接受国，该国民不应失去派遣国领事的会见和保护权。应准许该国民离开接受国，除接受国法律规定的出境证件外，无需取得接受国其他证件。
　　三、凡持有派遣国有效旅行证件进入接受国的派遣国国民，于签证或合法免签证入境赋予其该身份的有效期限内，将被接受国有关当局视为派遣国国民，以保证其得到派遣国领事的会见和保护。

　　第十三条　同接受国当局联系
　　领事官员在执行职务时，可与其领区内的地方主管当局联系，必要时也可与接受国的中央主管当局联系，但以接受国的法律和惯例允许为限。

　　第十四条　本协定同其他国际协议的关系
　　本协定依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订于维也纳的《领事关系公约》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缔结，本协定未明确规定的事项，按该公约处理。

　　第十五条　领土适用
　　本协定也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十六条　磋商
　　缔约双方同意不定期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领事事务进行磋商。

　　第十七条　生效和终止
　　一、本协定应自缔约双方通过外交途径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的手续之日起第三十一天生效。
　　二、本协定经缔约任何一方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可以终止。协定的终止自该通知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下列签署人秉各自政府授权，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渥太华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加拿大政府代表
　　　　　　　钱其琛　　　　　　　　　　　劳埃德·阿克斯沃西
　　　　　　（签　字）　　　　　　　　　　　　（签　字）
浅析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罗 春 国


摘要：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它赋予了离婚案件中无过方当事人要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有关婚姻的立法体系，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该规定在涉及实务适用和理论界尚存在一定的问题。笔者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的权利主体、责任主体、赔偿范围等相关方面予以探析。
关键词：损害赔偿制度 主体 损害赔偿范围
一、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渊源及我国的立法现状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提出并非我国首创，此规定最早起源于1907年瑞士的民法典，其规定因离婚而导致无过错方的财产权或期待权受到侵害时，有过错方应给予无过错方一定的损害赔偿，或因离婚而导致无过错方生活有重大损害的，无过错方依法可向有过错方要求一定的抚慰金。继而法国、日本等国在民法典中对离婚损害赔偿也作了类似的相关规定。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统治的理念充满着君主制、家长制、夫权制延绵若干年。随着封建社会退出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人生观、思想观、价值观日趋理性化、主观化、开放化，诸多的主观因素催生了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本来结婚、离婚是很正常社会现象。结婚是独立的两性个体之间基于感情的自愿结合。但伴随离婚的因素却错综复杂。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规定离婚的前提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而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诱因也是多方面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这一制度问世后，人们对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出方式、赔偿金额的确定等一系列的问题提出的疑问并引起一些争议，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又陆续颁布了两个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将损害赔偿范围定界为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权利主体。
就离婚诉讼的本身而言，此诉讼行为仅涉及夫妻双方的人身关系，然而一旦启动了离婚诉讼程序，就可能因离婚的原因所导致的责任引起离婚损害赔偿。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权利主体问题，我国的有关对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即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出必须是无过错方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或离婚后一年内提出，由此可知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而且也只有在离婚当事人提出离婚时才能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引起损害赔偿的情形有四种：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前三项情形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好理解。司法实践中也好操作。然而出现第四项情形的，其侵害行为的覆盖面就较广，包含的被侵害的主体就不一定是夫妻双方了，应当包括子女及共同生活的父母等家庭成员。而现行实施的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必须是夫妻间无过错的一方，并在离婚诉讼时提起，导致将受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固定了一个前提和条件，即夫妻间离婚诉讼的形成。从而将家庭成员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与夫妻间离婚请求权紧密相连，而依法理离婚请求权、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家庭成员遭虐待、遗弃的赔偿请求权是三个不同主体的法律关系。此规定直接导致受虐待或受遗弃的家庭成员无法直接行使受损害的赔偿请求权。产生了家庭成员之间人格的吸收。然而从侵权责任的法律后果来说，当一方对家庭成员有虐待或遗弃行为时，被虐待或遗弃的家庭成员民事权利受到了侵犯，侵权者自然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理所当然的要对被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造成的损害依法予以赔偿。在此，我们应当将受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定位在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权利及财产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应由受害人自行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完全不应当由离婚诉讼的无过错方提出，以体现人际关系手段、权利自由且也与国际法并轨。因此关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不应涵盖家庭其他成员。可以与其他家庭成员遭受不法侵害时，法律应当赋予受害者有独立提出损害赔偿的权利，而这一权利不应以夫妻双方的离婚和无过错一方离婚损害的的提起为限制。为了避免这种请求权提起的冲突，笔者认为应将婚姻法第46条第四项调整到第45条中，作为受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在刑事诉讼中可附带民事赔偿或由受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单独提到赔偿请求。这样既不影响离婚赔偿制度的整体性，又体现家庭其他成员权利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符合立法本意。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
就一般民事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而言涵盖面较广，因为实施侵害行为人常规情况下均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且采取侵害的手段、方式及主客观意识方面，其覆盖面大于婚姻中的侵害行为和手段。而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的义务主体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确定性。婚姻法及其解释中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做了明确规定，即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权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有过错一方的配偶，也就是有赔偿义务的有过错的一方，而对因第三者插足，导致一方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其同居以及有其他婚外性行为的，夫妻离婚时有过错的第三者对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是否应负赔偿责任问题，理论界的观点颇多，可谓见仁见智，倾向性看法就是第三者应予赔偿。笔者认为，对因有第三者因素导致离婚的，第三者赔偿责任问题应当区别对待。首先，如果第三者有配偶处在婚姻状态中则不考虑其赔偿问题，因为依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第三者的配偶为无过错方。因此第三者的过错责任依法应由其自己的配偶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在这第三者处于有婚姻的状态下，如果因第三者对所插足的离婚诉讼进行赔偿，在回过去对自己的离婚诉讼向配偶负赔偿责任，这就势必形成第三者一个过错行为被处罚了两次，这样既有违法理，又是对第三者的不公平。其次，如果第三者不处在婚姻状态中，则其应对所插足的家庭离婚诉讼中与有过错的一方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其在主观上没有过错，法定可以免责的除外。现行婚姻法中规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这样实际就直接排除第三者赔偿责任的承担。而实际情况是第三者与有过错的配偶对无过错方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如果第三者既然不处在婚姻状态中，其就没有配偶提出损害赔偿，这种状态下，在没有法定免责的前提再规定第三者对所插足的离婚诉讼不负赔偿责任，那么对离婚诉讼中无过错一方是不公平的。为了最大限度保护无过错方的民事权利，所以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问题不能简单的排除亦不能简单的肯定，而应视第三者的婚姻状况和主观意识确定其是否负赔偿责任。
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责任范围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过错行为破坏婚姻家庭关系并导致婚姻破裂结果的赔偿制度，这种过错无论是何种形式，只要违背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导致婚姻破裂的就都应予以赔偿，现行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远远不能包含过错责任的范围。这四种法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与法定的离婚事由并未完全吻合，实际上离婚的法定事由还包括吸毒恶习屡教不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两年、嫖娼、赌博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而这些情形均属于过错。因此，离婚损害的法定事由尚欠概括性的规定，应当视法定离婚事由就是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只要夫妻一方因离婚受到伤害且无过错就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至于赔偿的标准、尺度下文将予以略述。故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增加一项，即：“其它应予赔偿的情形”。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赔偿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首先关于物质赔偿方面，在实际生活和司法实践中物质赔偿显而易见易于量化、计算和取证，对受侵害人也有利于司法救济。其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则属于人格利益损失和精神健康损失，不仅难以估价和取证，也难以对受侵害人的损失予以充分的补偿和抚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以未造成严重后果为由不予支持，据笔者调查本市自实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以来，离婚损害赔偿精神损失的没有一例。这种现象的发生说明这样的规定不仅导致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比例和救济比例普遍降低，也导致了离婚损害赔偿的惩恶扬善功能和公平正义功能的普遍弱化。为保障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发挥应有的精神抚慰功能，笔者认为应当确定离婚损害赔偿中只要有财产损害的赔偿就应当有精神损害的赔偿的理念。因为受害人受到精神损害的客观事实具有无形性但确是真实可辨的，并且此种损害对受害人已在无形中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后果。鉴于离婚损害赔偿中过错方的过错行为肯定是比较隐蔽的，而国际上及我国也没有强制规定证人作证，更没有规定证人不作证的法律责任。可以想通过正常合法的了解调查途径取得证据难乎其难。再则，在离婚损害赔偿中无过错方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以个人能力往往是无法收集到对方实施违法行为的证据，有些受害人即使获得了一些相关证据也可能因为取得的方式不合法而法院不予认定。故而笔者认为，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可以适用过错责任推定和人民法院协助当事人调查取证相结合的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虽亦采用财产赔偿的方式，属精神抚慰。是一种特殊的赔偿金，具有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的双重功效。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和范围则应由法官根据个案中对无过错方的不同损害程度予以裁量。具体量化应从受害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劳动能力权、姓名权、肖像权、身体自由权、内心自由权、隐私权、住所决定权、同居义务、忠实义务、日常事物代理权等诸多无形因素给予权衡。为了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对侵权人而言在考虑其对无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则应从其经济能力、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实施侵权行为时间的长短、对受害人造成伤害的程度、后果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综合性的予以定界。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于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来讲是一种比较新的制度，它赋予了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婚姻家庭法的立法体系，这是我国立法史上的一大进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备，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也会更加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也将走向成熟。